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当下，谈主义不如谈问题，那我们就来谈谈问题，比如说公关危机
为便于理解，所涉及的主体均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知名组织名称，实际上，所有下
列分析过程全为虚构。
假定我因为个人与海尔和谐的关系（动因之一），买了一台海尔的空调，不凑巧，产品极其糟糕，给了我痛苦的体验，对于我而言，我和海尔的和谐关系被打破，变成了一种紧张关系。
假定1，我是一个喜欢与公众保持紧张关系的个体，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喜欢标榜为特立独行的人，那就意味着，我曾经与海尔和谐关系的背后，对海尔公共关系的推断是紧张的。而在痛苦经历之后，我和海尔保持了一种紧张关系，这种紧张关系和海尔的公共关系变得一致，而这与我的个性而言，会给我带来一种新的紧张，这种紧张的释放结果：
1. 要么我改变我与公众的关系，也就是我变得不那么有个性，接受与公众保持一致，这一点发生的概率最低，性格由个性到非个性的转变是缓慢的；
2. 要么我强迫自己维持与海尔的和谐关系，否定自己的痛苦遭遇带来的关系改变；
3. 要么我去改变海尔的公共关系，使海尔的公共关系由紧张到和谐；
无论那种情况，公关危机都不会诞生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，特立独行的在买了一个多方都不看好的产品之后，尽管遭受了痛苦的经历，在公开场合，依然会维护自己的选择：一方面是对公众的传播，一方面是自我暗示传播，在实践2和3的行为。
假定2，我是一个倾向于和公众保持和谐关系的个体，意味着我曾经与海尔的和谐关系背后，推断海尔的公共关系是和谐的。而痛苦经历让我与海尔的关系变得紧张，这种紧张关系，与海尔当前和谐的公共关系，以及我个人与公众的和谐关系，产生了冲突，因此，释放的结果：
1. 要么我和公众决裂，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；
2. 要么我依然维持和海尔的和谐关系，否定自己的痛苦遭遇带来的关系改变；
3. 要么我去改变海尔的公共关系，使海尔的公共关系由和谐到紧张
以上情况中，很容易发生公关危机。一个极端温顺的个体通常会选择2，说服自己纯属巧合和意外，没有下次，以维持与海尔的和谐关系；一个非极端温顺的个体，在不接纳个性的文化容器下，在改变公共关系成本极高的情况下，通常也会被迫选择2，慢慢说服自己其实也还不算太糟；而如果改变海尔公共关系的成本很低的话，相比于改变个体和公众的关系，改变海尔的公共关系是最经济的解决之道。现在的公关危机越来越多，在于改变一个目标主体的公共关系的成本（或者是个体认为如此）变得越来越低。因此，我们主要看到的是行为3，个体的解决之道就是去寻求让海尔的公共关系由和谐变得紧张，直至公关危机产生。
那么，在个体我产生了改变海尔公共关系的冲动之后，海尔的公共关系又是如何被改变的呢？
我会循着我获得“海尔拥有和谐公共关系”判断的来源进行回溯，并输入相反的信息。
如果我只是选择群体倾诉，以寻求群体共鸣而获得安慰和发泄来消除内心紧张，通常并不会引发公共关系危机。比如广泛存在的反XX联盟（如反百度联盟），这个群体的存在，使很多事件并不能成为危机公关的源头，如果大众传媒没有介入的话。
但是如果我选择以吸引媒体参与为目标的倾诉，公关危机就可能会出现了。
我会通过任何可能的渠道将信息传递给媒体（而现在将信息传给媒体的成本很低），我会对媒体表露我的原始愤怒，即使再无技巧，我也能将自己的遭遇流畅得描述成匪夷所思，并进行不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煽动性演说（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不仅仅是找媒体宣泄，而是要改变海尔的公共关系）。提供了这些素材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媒体了。
以上说的是公关危机诞生的源头和动机问题，但并不是每次尝试都能转变为公关危机的。
事情的暴露与是否能成为公关危机，取决于事件的“新闻价值”，并不是每一次个体的试图改变主体公共关系的行为都能成功实施。大多数的案例只是提供了一个导火索，而并未引爆媒体的议程（如果有公关专家在背后的策划和推动，引爆的可能性非常大）。（从公关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说，主要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导火索点燃，炸药爆炸之前，也就是上升为媒体议程之前，不能任其蔓延点燃炸药。生生扼杀未尝不是一条路，如果有中宣部的资源的话；相比而言，降低“新闻价值”更有技术含量，但其有效性仅限于初期；再发展下去，就只能丟卒保车了；最后只能是偃旗息鼓，以期卷土重来了。）而新闻价值表现足够大的话，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其上升为一个媒体议程，而议程一旦产生，公共关系的改变就不可避免。
公共大脑，就是用来存储和应激媒体议程的。公共大脑的世界完全是媒体构建的世界，当我们把公共大脑安在一个虚拟的人上，这个人我们就称之为公众。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，只有你我他，而不存在公众这个虚拟人物。公众是一个低智商低敏感的虚拟人物。他只能看到议程而看不到细节，他只能对议程做简单的应激反应，为议程涉及主体的关系和谐度做加法或减法。每一次减法都是一次危机，如果一直将减法做下去而中间没有出现加法，那么当突破和谐的临界值，进入关系紧张范畴，主体就面临巨大的公关危机。
公共大脑存在每一个暴露在大众传媒的个体之中，是社会人的重要特征。
（因此，危机管理的目标：避免议程产生；降低议程的关系减值；设计新议程增加加值抵消减值影响）
可以看出，我在其中只是一个点火员的角色，后面事态的发展完全由媒体推动。
也许会有人说，很多公关危机的源头并非遭遇者自身引发的。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有：1.所有痛苦遭遇者都夭折了；2.假定1的第一条发生了；3.假定2的第二条发生了；4.其他试图改变海尔公共关系的好事者先于我对外发布了源头信息；5.媒体恰好在现场或者媒体处心积虑
情况4等于“我”一样，他存在一种改变海尔公共关系的冲动，我只是恰好提供了一个素材而已；情况5，源于媒体对新闻价值的贪婪（如果我们想得都比较单纯的话），即便如此，如果不借助诸多想改变海尔公共关系个体的嘴，这样的事件通常并不能成为媒体议程，也就不至于引发海尔的公关危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