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们把AB关系的A，由具体的个体，换成公众P，PB关系的就变成了
公共关系然而P并不是所有个体的简单叠加，作为抽象存在的
公众概念，其存在完全是
大众传媒的产物。
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，有个体，有群体，但是并没有公众的概念。人的脑海中只会有具体的人的镜像，人通过感观记忆和存储这个世界，其脑海中的世界是以感观接触的极限为边界。“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”讲的就是对感观判断的依赖，在这里，耳听并非指的是用耳朵直接感知世界，耳听值得是在
传播过程中听到的信息，主要来自口口相传。
书籍的出现，让信息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但受制于当时的传媒技术，书籍主要用于记录死人的智慧，而在发展缓慢的社会，这已经是足够了，所以有了“秀才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”，实际上，秀才知道的天下事，并非真正是当今天下发生的事情。
真正促成公众出现的，是大众传媒-报纸的出现。如果说书籍的出现，让陌生世界进入了个人的意识，那么报纸的出现，让陌生世界进入了个体的感官系统。
报纸对公众形成的最大影响，不在于
媒体把关人对于信息的选择，而在于群体阅读行为，这是报纸不同于书信的最大之处。
非独享的公开信息在同一时间抵达更广泛的读者，并且每个读者都能预期到有众多个体同等的接受到该信息，这种沟通方式削弱了信息接受者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敏感性，个体对于信息的处理机制促成了公众意识的形成。
假定，A有个火星的亲戚，当A接到亲戚的来信的时候，A在其所属的群体之中，自然成了火星的代言人，这种传播行为强化个体的存在，由于同群体存在显著的信息差，这种信息差将导致A成为群体的舆论领袖，并成为布道者。在这个传播链条中，并不存在公众意识。
假定，火星每天都给地球寄送《火星日报》，A获得火星日报之后，其所看到的消息，在其所在的群体之内都能看到，那么这条消息，要么被搁置，所有人都不在谈论这条消息；要么A会做如下的处理：我是如何解读这条消息？我之外的其他人会如何解读这条消息？如果这个判断的结果存在差异，将推动A与其他人进行沟通。
当所有大众传媒的信息都被搁置的时候，公众意识并不会形成；而当信息会A选择处理的时候，就分化出两个概念，我和非我，所有信息阅读者对非我揣测的交集，就形成了公众意识。
以上从信息的接收端讨论的公众意识的形成。
当我们把公众意识放在一个虚拟人物之上时，公众概念得以形成。
从信息的供应角度来看，当所有的大众传媒只生产被搁置的信息的时候，公众意识并不会形成，假定100年之后，我们的
新闻联播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这样的传播是无法形成公众意识的。当然，现在
中国的个体受众状态，决定了新闻传播对公众意识塑造的有效性。
我们称之为公众的概念，是一个虚拟的存在，是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，因此，从关系的角度而言，并不存在物理接触的可能，所有的接触都是通过大众传媒产生。
因此，公众关系（公共关系）的管理，重点在于用多大的有效大众传媒接触度（非搁置信息），维持一个与公众意识多大的偏好夹角的问题。
前面提到公众意识的行为，与传播手段有很大的关系，在后面我们会提到，新的传播方式，如何影响公众意识的形成。
厘清了公共关系的概念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去理解关注的一些话题，以及一些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。
危机
公关：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情况下，维系原公共关系的传播行为。危机事件下将产生大量的非搁置信息，拉近公共关系距离，从而影响关系的影响能和愉悦能数值；同时在公众意识不变的情况下，危机事件的传播将改变主体与公众意识的偏好夹角，当夹角大于90度时，将产生负的愉悦能，当夹角大于180度时，将产生负的影响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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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乐福问题，作为超市而存在的家乐福，其政治危机的发生并不影响公众的偏好夹角（如果是发生假食品致人死亡，或者是结算乱收费，将影响偏好夹角，后面我们会分析决定偏好夹角的原因），因此该事件管理的重点在于控制公共关系距离，当然，控制距离的方式并不是反公关的堵法（参见乃风博客分析），更不是如家乐福所做的有序配合媒体制作更多非搁置信息，而在于将媒体传播的信息引导成被搁置信息。
广告和公关的区别：很多观点会讲广告是自说自好，而公关传播是他人说你好；从信息的供应方而言是如此，而从接收端而言，广告和公关传播在
设计上的区别在于，广告是针对个体的沟通方式，而公关是针对公众的沟通方式；当然广告也可能引发公关传播，当广告
创意或者要素被大众传媒变成非搁置信息之时，比如虚假广告，比如侮辱性广告，但是广告自身，并不具备公共关系管理的效果。
待续...
